他想起雨果在1861年留下那句话：“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文丨刘瀚琳
出品 | Vista天下知识局
“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这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在1861年留下的一句话。
2026年4月13日，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再次想起了这句话。这一天，法国国民议会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辩论、交锋。最终，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全票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虽然出席会议的各政党对法案细节存在分歧，但所有到场者均投下赞成票。
莱图斯说：“这一天终于到来。”
这项法案的核心，是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通过掠夺、盗窃等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
法案通过后，法国文化部长凯瑟琳·佩加尔表示，“这项法律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备受期待”，这不仅仅是一项“法律工具”，而是“开启我们历史的新篇章”。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欣喜。据报道，仅法国枫丹白露宫内的中国馆就收藏了 1000 余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均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掠夺所得。此次新法案通过简化了中国追索程序。
01
这一天终于到来
中国读者自然很关心，被迫滞留法国的中国文物的命运。但这个法案最初，却是因非洲而起。
“我不能接受在好几个非洲国家的文化遗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文物都在法国。”2017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对学生说：“非洲遗产不能只收藏在欧洲的私人收藏馆和博物馆里。”
马克龙曾保证，5年内推动非洲文化遗产的归还进程。但马克龙上任9年，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前殖民大国归还掠夺文物的进展缓慢。归还一件文物，要经历的法律程序极度烦琐。
在该法案通过前，根据法国《遗产法典》和《公共财产法典》的“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原则，任何国家收藏的文物若要归还，必须逐案通过议会立法。程序复杂、耗时漫长，因此想要追索文物难度极大。
新法案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审批归还，无需再走“一事一议”的立法程序。
这一次，法案新增一条关于归还非法移走文化财产的条款。该条款对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原则作出了例外规定，允许其离开公共领域，但仅限于归还给追索国。
也就是说，过去，法国规定，只要进了国家博物馆、归了公家的东西，就不能“出国门”。新条款给这个“铁规矩”开了个口子：允许这些公家的文物“破例出门”，但只能去一个地方，就是文物的来源国。
当然，该法案只适用于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间，通过盗窃、掠夺，胁迫或暴力下获得的文物。
对流入法国的中国文物来说，此举也意味着，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劫掠的珍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非法所得以及20世纪初以“学术考察”名义从敦煌盗取的文书，都被纳入了可追索的范围。
至于1972年之后发生的文物掠夺或盗窃案件，只能通过民事法庭来解决。
按照新法案的规定，归还掠夺文物要经过两个委员会的审查：由法国和文物追讨国协商成立的科学委员会审查后，交由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成员将包括国家博物馆和议会的代表。
法案尚未走完所有程序。它仍需在6月底前经参议院审议并达成一致，方能由总统马克龙签署生效。
02
追索文物的双重壁垒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18家博物馆中，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多达167万件。
在法国，仅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就藏有一大批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中亚多国的藏品。1945年，该博物馆又接收了卢浮宫收藏的除两河流域及伊斯兰文明以外的全部亚洲文物，如今是亚洲地区之外全世界最大的亚洲艺术收藏地。
目前，该馆馆藏亚洲文物5万余件，其中2万余件来自中国，藏品跨越了中国7000年的艺术史，从遥远的新石器时期到清朝末期（1911年）及现当代艺术。
吉美博物馆内展出的侍女俑，这件藏品是中国贵族墓中的陪葬品。这尊陶俑衣裙上的图案与敦煌第 9 窟壁画中女供养人衣裙上的图案相似，而敦煌第 9 窟壁画的年代为公元848 年~ 907 年之间。
此外，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被称为“圆明园在西方的再现”。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欧仁妮皇后倡议在枫丹白露宫设立了一座“中国博物馆”，以展示法国远征军缴获的藏品。
馆内布满稀世珍宝，就连天花板上也铺着三幅巨大的缂丝佛画像，在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品中，缂丝被称为“织中之圣”，全手工织造、工序繁复及不可修改，所以此类工艺品为皇家御用。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馆内最显眼处还摆放着一座高达2米的青铜鎏金佛塔。佛塔各层镶嵌着绿宝石，佛塔左右还摆放着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雕龙形制相同。
圆明园鎏金佛塔是为数不多的后世保存下来的鎏金器物，鎏金是一种精密复杂的制造工艺，工艺复杂、花费巨大。制作过程中，需将黄金和水银合成“金汞齐”，涂抹在器物表面，再经高温烘烤让水银挥发，使黄金牢固地附着在器表。整个过程需反复多次，对工匠技术要求极高。
佛塔前曾摆放着一件御用景泰蓝麒麟，只是在2015年，枫丹白露宫遭窃，于是这件从圆明园流出的珍宝至今下落不明。据说，这尊麒麟是欧仁妮皇后的心爱之物，曾收入在其杜伊勒利宫的私人套房里，欧仁妮皇后也曾常将此物置于枕边，可见对其喜爱之深。
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鎏金佛塔
过往10余年里，法国也曾有文物归还的案例，只是方式不同且过程相对曲折。
比如，2013年，圆明园十二生肖鼠首、兔首铜像回归中国。 这两件兽首原本是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水池的装饰，1860年被劫掠后长期流落海外。2009年，它们在巴黎佳士得拍卖行现身，引发中国强烈抗议。
最终，两件兽首由法国皮诺家族从原持有人手中购入后无偿捐赠给中国。只是这种方式，更多是依赖私人捐赠，而非制度化的法律通道。
2015年，32件春秋时期的秦国金饰片从法国吉美博物馆回归中国。 这批金饰片原本出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是20世纪90年代初被非法盗掘、走私出境的。
与兽首不同，这次回归是中国首次通过“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主动追索国际公法无法适用的“历史上流失文物”，并实现成功返还的实践。
长期以来，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最大困境，来自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壁垒。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是目前文物返还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它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溯及力。
也就是说，1970年之前发生的文物流失，公约管不了。而中国文物流失的高峰期，比如1860年圆明园劫掠、1900年八国联军抢掠圆明园、20世纪初敦煌文书外流，均发生在此期限之前。
法国国内的法律同样关卡重重。“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原则被视为法兰西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教条。任何国家收藏的文物，一旦入藏，就属于“不可让与”的公共财产。若要归还，必须由议会通过专门法律。
这一程序极为烦琐，导致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物返还请求反应迟缓。每件文物都需要通过一项专门的法律才能从公共收藏中移除。
所以此次新法通过，对全球多国文物追索意义重大。在法国政府内部辩论期间，多位议员都提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他于1978年在巴黎发表了庄严的呼吁，“将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归还给创造者”。
03
障碍并非完全破除
如今，新法案将打破文物追索制度僵局。它将核心原则做了“可变通处理”，通过行政命令替代立法程序，极大缩短了决策链条。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非法流失物返还的最大障碍，原来只能通过立法程序来解决，现在变成通过行政法令直接审批，可以说是极大简化了程序，降低了文物返还难度。”
目前待处理的请求中，有些已经积压了数年，其中包括来自贝宁、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和马里的文物归还请求。
当然，新法案通过并非意味着文物追索的壁垒被完全破除。法案规定，归还请求必须由文物追讨国正式提出，且该国需承诺按照国际标准保管文物并向公众开放。此外，1972年之后的流失文物不适用本法，只能通过民事法庭解决。军事物品、公共档案等也被排除在外。
此次新法案经过了法国议员的激烈辩论，最终附加了部分限制条件。比如，左翼团体曾试图取消时间限制，但没有成功。有右翼议员谴责此举或将打开“潘多拉魔盒”，引发一系列文物归还申请，进而大幅削减法国现有藏品。有右翼议员挑衅性地提出，对追索文物的国家象征性地征取钱款，而左翼议员驳斥了这些设想。
即便如此，对中国来说，未来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敦煌文书等大量藏于法国公共机构的中国文物，有望从“个案协商”走向“制度化通道”。
其实，请求归还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这些呼声遭到西方多家博物馆的抵制，于是长期被搁置，直到10多年前才被重新提起。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将其作为一项政治承诺。
就文物归还行动而言，法国在欧洲扮演着先锋角色，于 2020 年首次将26件来自阿波美的珍宝还给贝宁，将埃尔·哈吉·奥马尔的宝剑归还给塞内加尔，这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
据法国24电视台报道，议员们还投票决定，法国将每年公布过去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文物清单，以便向文物来源国提供更加完善的文物信息。
新法案通过之后，《中国日报》发表社论称，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即在殖民统治或战争期间掠夺的文物应该归还给其原籍国。“这种道德观念的转变是纠正殖民主义历史不公正现象的一部分，它不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还扩展到文化和博物馆领域。”
4月17日，法新社转引了这篇社论并引用其中的一句话：“希望法国的倡议能够成为全球归还被盗文物运动的新起点。”
51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